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我的博客

人民万岁

 
 
 

日志

 
 

以案说法:危险的“特情”  

2006-04-01 15:45: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以案说法:危险的“特情”
    ——关于刑事特情侦查若干问题的研讨
姜南

内容摘要:甘肃发生的“特勤”马进孝勾结个别公安人员裁赃陷害无辜公民的案件,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刑事特情侦查对于侦查行为相对人的权益产较大影响,但是对于有组织犯罪、无被害人犯罪等诡秘性高的案件侦查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司法制度中缺少关于刑事特情侦查的依据,也缺少有效监督刑事特情侦查的可操作性的司法审查程序。为了在充分发挥刑事特情侦查的作用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有必要对刑事特情侦查制度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刑事特情,诱惑侦查,秘密侦查,非法证据

一、危险的“特情”——导致无辜公民受冤入狱、摞倒多名警察
   据报道,兰州的“特勤”马进孝勾结个别公安人员采取裁赃陷害、制造假贩毒案件多起,导致四名无辜公民入狱;其中三位一审被判死刑(死缓)。案发后,有五名公安民警因与马进孝的裁赃陷害有关联而被判刑。
   (一)危险的“乘客”
    2001年7月26日下午,兰州市出租车司机杨树喜在该市小西湖汽车站拉上了一位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的男性乘客,该乘客上了出租车后让杨树喜载他去临洮县,因为该乘客“要坐飞机出差,回去取身份证”。杨树喜将该乘客送到临洮县后,该乘客趁杨不注意之机将一个红色提包留在杨出租车的后备箱。在杨树喜返回兰州的路上,被临夏州公安局缉毒支队民警拦住;民警从其出租车的后备箱里查获8块共3279克“海洛因”。杨树喜有口难辩,于2002年1月28日被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1]
    在2001年2002年期间,还有甘肃省公民彭清(女)、荆爱国、袁旺等三人有着与杨树喜类似的遭遇:都因为危险的“乘客”——马进孝的裁赃陷害,四人中有三人一审被判死刑(死缓)。
   (二)危险的“工作伙伴”
    自2002年至2004年间,甘肃省多名警察被判刑,他们是临洮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卓和缉毒队队长边伟宏;西固区公安分局缉毒大队原副大队长赵明瑞和警员倪兴刚;以及临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原队长丁永年:
    2002年8月16日,原定西县(现定西市安定区)法院认定张文卓、边伟宏的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判处张文卓有期徒刑5年;判处边伟宏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张文卓提起上诉,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徇私枉法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张文卓有期徒刑10年,张文卓再次上诉,被省高院驳回;
    临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原队长丁永年被永靖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丁上诉,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
   2004年8月11日,赵明瑞和倪兴刚被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和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这些被判刑的警察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有着“工作伙伴”——一“特勤”马进孝。
  (三)危险的“特勤”
    由于刑事特情是侦查机关内部使用的一个术语,外人不明其中缘由,误写作“特勤”。如2004年11月4日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甘肃高院法官:要掌管好这把“死刑钥匙”》中就误写为“特勤”。
    马进孝何许人也?
 马进孝小时候没有念过书,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放羊,一直放到十四五岁。 马进孝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村里人对马进孝比较尊重。马进孝结婚后不久,马曾到嘉峪关的铁金山淘过黄金。但是,在苦苦地淘了两年黄金以后,却没有什么收获,马进孝带着失望回到家乡。后来,他就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收入也不高。七八年前,马父发现马进孝有些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呢?他家里经常有一些陌生人出入。这些人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生意人,往往在天黑以后,就神神秘秘进了马进孝的家门。马进孝的父亲将马进孝叫过来问,马进孝不说这些神秘人物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甚至连走路都不一样了。 马进孝在和个别公安人员“勾结”起来后,村里人感到他的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做事情也不对劲了,而且家里的农活基本上也不做了。
   2004年4月2日,马进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没文化,也没有其他技能,为了生活,凭着自己“本土”的特殊身份,他认识了很多公安人员,给公安机关当起了特勤,一当就是十几年,没有出过差错”。那些公安人员既是他的上司,时间长了后,和他也成了哥们。但后来丁永年等人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居然求着他,让他拿着假毒品引人上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按丁永年等人的要求去做,也能拿到一些赏钱,但数额不多。”
    原来如此,这名“特勤”是这样工作的——为了拿到赏钱,居然与个别公安人员勾结、拿假毒品引人上钩来陷害无辜制造假案!
    (四)掀开“特情”的面纱
   “特勤”其实是“刑事特情”的误称。
    公安部教育局编写的《刑事侦查学教程》在阐述什么是刑事特情时,叙述说“特情是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内部对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情报人员的通称;刑事特情是由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领导指挥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一支秘密力量。刑事特情不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刑事特情工作,是指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对特情人员进行的选择建立、领导使用和教育管理的一整套工作,是刑事侦查部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专门手段,是刑事侦查部门的一项重要基础业务建设。” [2]
    因此, 刑事特情就是刑事特别情报员的简称,是侦查机关为搜集犯罪情报、进而发现犯罪线索、控制刑事嫌疑分子、查缉在逃犯罪嫌疑人而依法建立和使用的秘密力量。刑事特情工作涵括刑事特情的选建、使用、管理和考核等各个环节,其核心是刑事特情侦查。刑事特情侦查,又称指挥刑事特情或刑事特情的运用,是指侦查机关通过指挥刑事特情去搜集情报,进而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专门活动。刑事侦查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注意保密。

二、险从何来?——“刑事特情”工作制度性缺陷分析
    任何犯罪事件,如果不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无从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从而无法修补因犯罪而损坏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正义。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危害性严重的犯罪屡屡发生,而且有些犯罪的诡秘性越来越突出(如有组织犯罪、无被害人犯罪等)。在某些类型的犯罪用常规侦查措施难以有效奏效的情况下,为了揭露和证实那些高隐蔽性的犯罪,侦查机关渐渐地倾向于采用“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措施。但是,秘密侦查措施如果不能加以规范的话,或在侦查中不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运作,则将出现程序性正义的缺失的结果;程序正义的缺失,同样会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不利于实现社会正义。当前我国刑事特情侦查就是其中一典型情况。
(一)当前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刑事特情侦查的法律
1、刑事特情与刑事特情侦查的法律依据
我国关于刑事侦查及侦查机关的职权,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基本法律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专门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措施”,而且在随后规定了侦查讯问等八种专门调查工作和拘传等五种强制措施;但是没有关于“刑事特情侦查”规定。《人民警察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没有“刑事特情”、“刑事特情侦查”的规定。
    事实上,“刑事特情”、“刑事特情侦查”的法律依据就是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公安部在1963年制定并下发的《刑事侦察工作细则(试行)草案》中对刑事特情建设的原则、分类及管理使用作了规定;后在1984年8月制定并下发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3]《刑事侦察工作细则(试行)草案》和《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就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中采用”刑事特情“与”刑事特情侦查“的法律依据。
2、刑事特情工作的法律规范
    《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关于刑事特情工作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以下内容:
1)刑事特情工作中必须注意保密;
2)严禁刑事特情诱人犯罪(含美人计);
3)对于刑事特情要严格教育、严格监督与考察;
4)对于刑事特情所提供的情报,要进行查证;
5)刑事特情所提供的情报,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出现在刑事诉讼中;
6)刑事特情不得直接出庭作证。

   (二)当前我国关于刑事特情工作的法律缺失
    1、我国基本法律中没有关于“刑事特情侦查”等秘密侦查的直接规定。
    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
    侦查是专门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收集犯罪证据和查缉犯罪人,依照法律开展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刑事特情侦查”无疑是一种侦查措施,而且是一种对公民政治权利造成影响的秘密侦查措施。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防止刑事特情侦查的滥用,侦查机关在使用“刑事特情”进行侦查时需要履行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刑事特情侦查缺乏基本法律层次上的法律依据。
    任何侦查措施都对作为侦查行为相对人的社会成员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是一种“恶”;但是,侦查却是一种“必要的恶”,为了揭露和证实犯罪,社会成员应当忍受这种“必要的恶”。刑事特情侦查也是如此。对于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及贩毒等无被害人犯罪等常驻规侦查措施难以完成侦查任务的案件,有必要采用包括“刑事特情侦查”在内的秘密侦查措施。
    但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社会公众的权益,十分有必要将这种“必要的恶”加以严格的限制;以使其对于社会发挥正面效益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在侦查中需要对侦查对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通常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等。通过法律来规范侦查措施、特别是包括刑事特情侦查在内的秘密侦查措施,从其事前审批程序、执行方式、事后对于侦查行为相对人的权利救济程序等方面加规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都没有关于刑事特情侦查的直接规定。这种法律上的缺失,既不利于保障和促进公民法律权利的实现,也不利于规范刑事特情侦查。
   2、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刑事特情侦查的监督措施。
   由于侦查措施对于侦查行为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利益造成的影响较大,由于对“不加约束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的考量,运用法律来监督侦查权的运行、规范侦查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以司法权来监督侦查权,则成为世界法治进程的潮流。
   当前侦查机关在刑事特情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从刑事特情的选建、使用、教育、监督考察和奖惩;特别是刑事特情侦查全部由侦查机关自已来完成;缺乏一种来自侦查机关以外的监督。由于刑事特情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和刑事特情工作的秘密性,刑事特情在刑事特情侦查中的行为过程,主要依靠刑事特情的报告或汇报;而且这一切都必须严格保密。因此,如果刑事特情裁赃陷害无辜公民,则揭露和证实其不法行为的成本相当高昂。如马进孝裁赃陷害案中,甘肃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惊奇地发现:三起判决死刑的案件里,“提供情报线索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失踪或在逃”,从而启动了马进孝一案的调查程序。[5]可耐人寻味的是,甘肃高院法官发现疑点的方式居然不经意中点中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的痒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要求“不得将刑事特情提供的材料未加处理地作为证据直接在诉讼中使用”、为保护刑事特情工作机密、保护刑事特情不得让刑事特情“直接出现在刑事诉讼中”。
    “根据我国公安部1984年制定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规定,特情侦查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主管领导。然而,特情侦查从决定到具体行使的整个过程都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没有一个为法律认可的中立“第三者”的介入和制约,其程序的公正性值得质疑。”[4]
    3、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特情诱人犯罪的具体规定
    当前仅在《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规定了刑事特情在侦查中不得诱人犯罪和使用“美人计”,但却没有什么是“诱人犯罪”和“美人计”的详尽、操作性的规定。而且对于刑事特情诱人犯罪、或勾结侦查人员共同裁赃陷害无辜的行为,法律也没有加以明确的规定。如甘肃省对马进孝与有关公安人员勾结,以假毒品来陷害无辜群众多人的行为,开始以“贩毒”罪名来起诉马进孝,后来又以“诈骗”罪来对其定罪量弄;对于参与其中的有关侦查人员,却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罪名予以从轻处罚。
    前几年法学界和侦查学界的学者曾对国外的诱惑侦查进行了研讨,但遗憾的是,却没有能够将诱惑侦查同刑事特情的内线侦查有机联系起来,更没有能够有效地影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特情侦查;或许部分原因是由于刑事特情工作的秘密性不为外界所知使然。
    正由于我国法律中关于特情侦查方面操作性的规定,容易诱发刑事特情侦查中的“诱惑侦查”事件的发生。如甘肃省对缉毒工作采取高额奖励政策,“在兰州查获1克毒品奖励20元,而且省里、市里一起奖。”一些公安局给予办案人员的缉毒奖励,办案人员会和刑事特情“分成”。“据甘肃省公安厅禁毒处副处长姚玉琪向媒体透露说,甘肃省每年1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对缉毒干警的奖励。有些警官为了高额奖励不惜制造假贩毒案,甚至采取和“特勤”合作陷害别人的方法来牟取不法收入。”[6]

   三、亡羊补牢——刑事特情侦查工作制度的完善
   犯罪学原理认为,犯罪是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对于犯罪只能加以控制,而无法加以消灭、杜绝的。因此,强调依法侦查、关注包括刑事特情侦查在内的侦查权的有序运行,摒弃那种“片面追求实体正义”的侦查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完善刑事特情侦查、刑事特情工作制度,更为紧迫。
   (一)完善关于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的法律依据,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在即将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就侦查措施中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措施进行规制。对于刑事特情的使用、保护和监督等管理事宜和刑事特情所提供材料的证据形式和证据力等相关问题,只有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地加以规定,使刑事特情侦查真正作到有法可依;只有如此,刑事特情才能在侦查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刑事特情采取“陷阱”所获取的证据纳入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较为成熟的操作规范,各种版本的《证据法草案》就是明显的例证;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已经深入人心。
    刑事特情在侦查中通过设计圈套、引诱轻率的无辜者“犯罪”来获取的证据,属于取证程序的不正义,应当纳入非法证据范畴,从而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若能如此,则能够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程序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
  (三)完善司法审查制度,采取对刑事特情侦查的事前审查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国外司法实践中,不少国家对于侦查机关及其代理人(agent刑事特情)的秘密侦查行为采取好事前审查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事前审查。侦查机关在决定使用刑事特情前应当向法院申请有关使用刑事特情侦查的令状,除特殊的紧急情况外,在没有获得法院签署的司法令状前不得采用刑事特情侦查的措施;即使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先行采取了刑事特情侦查措施,也必须在事后立即向法院申请令状,如果没有获取法院批准并补签令状,则将刑事特情所获取的情报或根据刑事特情所提供的情报而获取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 2、事后救济。对于案件中使用了刑事特情侦查的被告人,如果向法院提出其系被引诱而产生犯罪动机的,则法院应当对刑事特情在侦查中的工作情况进行审查;经过审查发现被靠确系在刑事特情的引诱下才产生犯罪动机,则应当允许被告人以此作为无罪抗辩的理由。
(四)引入侦查谦抑性原则,严格限定刑事特情侦查适用的犯罪案件范围
    宋朝郑克曾指出,侦查人员容易因三种情况而故意违法:一是为邀功请赏,二是为推托自己个人责任,三是出于个人目的来挟私报复。[7]由于刑事特情侦查过程的秘密性与监督的困难性,加之侦查激励制度影响的负面性,刑事特情在侦查中容易产生诱人犯罪来邀功的倾向;即教唆或引诱一个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进而破案来获得某种奖赏。
   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世界各国都对特情侦查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这些国家都认为,只有在其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侦查而有使用特情侦查必要、且危害特别严重的案件侦查中,才能使用特情侦查,即无直接被害人的犯罪,与有组织罪。
    为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进一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我国也应当通过法律来限制刑事特情侦查的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实际的犯罪形势,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可将其界定为以下几种类型:1、无被害人的犯罪,如毒品犯罪案件、走私犯罪案件、重大侵害环境资源的案件等。2、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恐怖组织犯罪案件等。

  评论这张
 
阅读(1274)|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