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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蓬: 为何腐败不能扑灭?  

2006-02-26 15:06:42|  分类: 身边热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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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醒来上网,读到浙大博士生君在拙作《法律可以扑灭腐败吗?》一文之后的以下附评,感觉这是一篇头绪清晰、持论平稳、征引有据、分析入理、不乏卓见的文字,大异于平常的一些只顾情绪宣泄的发言,或所谓的“无根之游谈”——虽然后者之类,在我们的博克上,进而在霍姆斯所言的“思想的自由市场”里,亦不能完全否定其作为言论的存在价值。

兹将涧君这篇文字从评论栏中特意抽出,且按《为何腐败不能扑灭?》之题,并在文中姑妄加诸我个人的点评,或随处插入一些陋见,推荐发表于此,恳请君就此继续讨论。(林来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贪污腐败普遍化、甚至公开化、合法化的原因,恐怕不是处在法律规范本身,而是出在广义的制度上。(林评曰:广义的“制度”这一表述,在此用得很好,其内涵颇有发人深思的余地,但如作为严格的学术术语,则有待进一步厘定)
      瞿同祖先生考证(林评曰:可点指出处),在清代早期(顺治、康熙年间),知州的年薪为80两银子,知县在首府者年薪60两、在外地者为40两,而这点钱连雇佣幕友都不够,更不用说打点各处、应付摊派,甚至还要填补辖区财政亏空。随之而来的,是种种陋规丛生,并逐渐获得合法地位(例如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就是这种腐败合法律化(legitimize)的表现,而且这项政策也有某种正当性(legitimacy),因为在此之前,官员征收的火耗比率是任意的,有的甚至高达100%200%,而火耗归公则固定了火耗的征收比率,减少了权力的任意性)——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对官员作出种种要求,而提供的收入又不足以令官员实现这些要求;在这种状况下,那些反贪污腐败的法律反而成了富勒所谓的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法律。而富勒对于这种法律有精辟的评价:(面对这种法律,)执法者要么作出严重不义之事,要么放纵违法、造成人们对法律的蔑视。从这个角度,固执的海瑞所作的恰恰是严重不义之事,而其他混迹官场之人,则是后一种情况了。(林评曰:呵呵,在一段的篇幅中即能征引、活用和自然驾驭古今中外的素材,使持论有深厚感,实颇见功力)
      那么从这个逻辑,是否能推出高薪养廉的结论呢?(林评曰:确切的表述应是“那么从这个逻辑,是否能推出“高薪”可以“养廉”的结论呢?)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雍正朝开始的各种名目的养廉银(每年数百到数千两不等,是年薪的数十倍)并没有遏止贪污腐败的蔓延;另一方面,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府官员的收入也大多为社会中上水准而言,而倍受推崇的新加坡模式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最近蔡定剑教授有一篇访谈《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就谈到这个问题,该文在网上可以搜到)。(林评曰:此处立论及其过渡在全文的展开中颇为关键,但却稍欠力度。此皆因所论有待深考,虽蔡文自当重视,但注意的是,新国的经验既属“特殊经验”,便颇复杂,应有可靠的实证研究,非短期访问旅行考察者所能洞其玄奥)于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要顺着制度继续追溯。
   
追溯到一元化的权力体制,我们可以看到,对居于这个体制顶端的统治者来说,对付腐败最好的措施不是完全扑灭,而是将其长期、广泛地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辅之以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法律:这样既满足了臣下的人性要求,又可以震慑群臣(所以皇帝对于威望高的清官是很有戒心的,因为没有可以震慑他们的手段。萧何、王翦都曾以自污来打消君上的戒心);对于老百姓,可以随时处理一两个典型来笼络人心(这是合法律的,尽管可能有些富勒所谓的不义),哪怕偶尔搞过了火,老百姓要造反,想到的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历代精通治术的君主,无不清楚这一点。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有这么一段:康熙要教训桀骜不驯的姚启圣,臣下请示将姚治以何罪,康熙指示:就说他贪污,不是说无官不贪么。尽管官场异数姚启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被抓住把柄,但还是被精通驭下之术的康熙整治得服服帖帖——在中华悠久博大的治术文化中,腐败的有限合法化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林评曰:颇精辟!令人联想到中国古语所云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文化意涵)
      但是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能玩转腐败的有限合法化这个法宝。(林评曰:在转折中递进深化,属于为文之妙法,亦颇见思考的穿透力。)制度化的腐败发展到后来,最有权力的人有时也无可奈何。唐德刚先生曾记述了一则关于道光皇帝的轶闻:话说道光某日问一个大臣:你今天早饭吃的啥?大臣回曰:臣家贫,早饭只吃了两个鸡蛋。道光大惊:你还家贫?!鸡蛋要一两银子一个,朕都不敢多吃。该大臣情知这一两鸡蛋乃是内务府贪污腐败的结果,但又不敢挑明,只好敷衍:臣的鸡蛋有瑕疵,只要两文钱一个;陛下的鸡蛋无瑕疵,才要一两银子。(一两银子约合一千文钱)——到了这种程度,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已经衰退,而失去控制的腐败则将迅速蔓延,侵蚀社会肌体。当统治者的控制力衰退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垮台。一个政权垮台,往往不是在腐败最严重的时候,而是在控制力最弱的时候(所以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在各领域的收网政策,都是在一元体制下对控制力的维护)。腐败无疑会削弱这种控制力,尽管它有时并非政权垮台的主因。(林评曰:关于“控制力”一说,观点确当。吾人须注意的是,此控制力运用的主体,乃属传统“一元权力”的中心,与现代宪政体制所要求和安排的权力分配格局不同。)
      无论是从人性恶这个逻辑前提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我们都会对权力产生腐败这个命题有所体认。在一元权力体制中,对腐败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控制,这种控制力本身就是有限的,虽然在简单社会中显得成本较小,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控制也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不能满足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在多元的权力体系中,当然也有腐败的存在,但终究能靠以野心制约野心来将腐败有效地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以人权为逻辑出发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能将这个一定限度尽量压缩。
     
那么回到正题:法律对于腐败也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是为腐败的有限合法化提供精致的规范,以堪统治者使用;第二,促成权力的多元化系统,并为这一体系提供良好的规范体系,使其运作无碍。(林评曰:纵横捭阖之后,前后有呼应。好。)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作为后学晚辈,说这个话可能有些胡思乱想——目睹腐败逐渐成为情绪化的众矢之的,以及这些年来的民粹抬头,再加之我国悠久的治术和政治斗争造成的路径依赖,发生像当年对待走资派那样对待所谓腐败分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借用一位前辈师长的话说,就是与这个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林评曰:进一步推进了主题,甚好)

 补充一点:无论是一元权力体制中,还是多元权力体制中,法律的作用都是在于将腐败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而无法完全扑灭。但是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多元权力体制的控制力在复杂社会中要有效得多;而就价值判断而言,我个人还是选择以人权为逻辑起点的政治-法律体系。(林评曰:全文应属草成之作,竟能达此高度,实已可堪赞赏。而所加缪评,即显得颇为苛刻了。尚祈君及诸网友宽谅。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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