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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分化实证与原因剖析 雷彦璋  

2006-02-25 09:57:05|  分类: 身边热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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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但个人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效率与公正的社会原则越来越难以兼顾。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为0.4582004年接近0.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中国贫富差距未来10年还将继续拉大。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严重形成的危害,先是挫伤贫民阶层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社会生产,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对富人而言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财产安全甚至于人身安全;对努力致富的贫民来说,他们的努力必将会大打折扣。因此,研究贫富分化的实质与原因,必然成为政府和学者研究的课题。

    贫富分化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所造成的,但都可归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扭曲,值得我们研究。国民收入再分配可分为市场性再分配与行政性再分配,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两者又都可细分为公平性再分配与扭曲性再分配。如果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性的再分配,那么,社会的贫富分化就会减弱,否则,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就会发生扭曲,且再分配行为越扭曲,贫富的差异性也就越大。笔者选择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扭曲性来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我们仍要借这种扭曲性分配的差异性来激励人们的创造性,使先富起来的人带动一大部分人走向富裕;另一方面应该引起我们对扭曲现象的注意,并适时进行纠正,透视这一问题的本质,无不为我们根除腐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与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

  一、中国富有阶层扭曲性收入实证

    由于国民收入的扭曲性再分配,使得我国的富有阶层越来越富有,并且这种富有与贫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首先,中国富有的人数具有很大的隐藏性;第二,中国很多富有阶层的财产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来历不明”;第三,中国富有者无不与政府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我们对中国富有阶层的扭曲性收入进行研究就不是无的放失。

 (一)地位性因素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一

    政府就像竞赛场上的裁判员一样,维持社会变迁过程的秩序,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保证经济的高速、有效发展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但当前政府机构不管其运行的状况如何,其工作人员何多何少地涉及市场资源的配置与流通,他们要么在制订经济分配政策时给予相当大的政策优惠,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扭曲,要么以合法的形势制订与已有利的临时性行政法规,从中渔利,要么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买官卖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的再分配,在分配中不劳而获,严重地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也就使其可能在安排自己或利害关系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时,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取或豪夺市场性分配物质,从而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也加剧了政府部门的腐败。

  (二)侵权性因素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二

    合法经营,劳动致富本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人们寻求市场再分配的良好途径,劳动者通过必要的成本支出赚取的成果是社会平均利润或合理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有些劳动者可能由于创造性劳动以高效的产出服务于社会,并且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社会生产性资源由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这样就能体现经营好的与经营坏的经营效绩。但有一些富有阶层先富起来不是合法经营与劳动致富所形成,而是像“圈地运动”一样,靠侵权行为掠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果实。一方面是通过与政府腐败官员的相互勾结实施走私、护私,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放弃对劳动效率的追求,强行或隐藏地通过违法手段达到进入中国的富有阶层;另一方面是形成黑社会势力占山为王,实现强取豪夺,从事贩毒、制毒、卖淫、聚赌、霸占市场管理(所谓的二工商)、明抢暗盗等严重违法行为,破坏了国家法制,催残了与之相关受害人的劳动资本,加剧了地方性的贫富分化。

  (三)金融犯罪性因素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三

在我国金融性犯罪性行为呈上升趋势,这也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最好实证,个人和组织虽作为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公款私存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用公款炒股,亏了是国家的,挣了是自己的,这些强大的社会资金一方面为富有阶层的人创造了获利的资本,另一方面这种资金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流入社会,必然会加大中等收入阶层与贫民的投资风险,加快了贫富分化的进程。

非法集资是金融性犯罪因素中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又一种形式,尽管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这种现象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靠工薪,靠劳动集存下来的钱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控制,成为富有阶层的财富。还有所谓的联锁经营、传销致富都将使好大一部分人沦为贫民。

 (四)创造性奖励因素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四

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其它经营性活动创造收入,实现利已主义的目的无可非议。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是对创造性的奖励因素也成了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一方面是创造性奖励的受益群体与奖励规范制订的群体难以区分,有些是自己决定奖励自己,这样奖励的尺度、奖励的范围以及奖励的动因都产生了严重地扭曲,例如国企领导层的奖励,行政机关人员讲学,组织名目繁多的考试、检查中的行政性罚没款等的创收行为在失控状态下堂而皇之地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也可称得上强者对弱者的掠夺性收入;在创造性奖励因素中还有通过对弱者的赞助来包装自己,来为自己捞取相当丰厚的政治荣誉或社会财富的;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用在了特权人的身上,如他们不象贫民座车要掏钱,住房要自己修,上饭店要结帐等等也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最好实证。

(五)乱戴红帽因素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五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形阶段,在这一时期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的垄断与资金的雄厚必然会招来一部分市场主体向国有企业(公司)的寻租。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乱戴红帽现象,一方面是以少量资金或一分不掏就合法地获得了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权,甚至所有权,这些市场主体几乎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直达富裕大门;另一方面是有些市场主体通过各种手段将私有经济实体挂靠国有公司或(企业),享有一些国有企业(公司)的内部价格优惠,计划优惠等,甚至堂而皇之地迈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日趋严重的内部保护市场,以低廉的成本获取远高于市场的卖价,从中吸血。

(六)改制分流的不规范操作是富有阶层收入扭曲的实证之六

目前,我国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在推行改制分流工作,总体运行是好的,但由于在资产评估等方面的不规范操作,使得一些经营者受益,还有经营者强迫其他小股东退出公司,从而低价收购,还有的一些经营者,组织一群人另行开设公司,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从中获利,严重损害了大多数股东的利益。

二、市场失效是贫富分化的客观因素

古典的经济学家认为以均衡价格为中心,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市场机制就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市场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进而影响市场价格,并使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产生相应的变化,趋向新的均衡。现在来分析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贫化分化问题无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果说人们都处在市场的同一起跑线上,进行马拉松式的运动,我想在最早到达终点与最后达到终点的运动员之间应该是形成了时间与到达 人数的正态分布曲线,按照理论市场失效的情况就像马拉松运动一样,如果有人违规而不被裁判出局,那么,正态曲线就要被扭曲,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扭曲与这具有惊人的相似。

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一方面存在一个完全的竞争的市场,没有垄断,市场主体间有完全的经济信息;另一方面不存在外部的经济效应,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会对他人或社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市场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显然,现实的市场运行处于非理性状态。市场的失效使得中国的市场主体处于不完全的竞争状态,多少比较满意的理论也不能达到合意的效果或者不能阻止“不合意的”活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会在下面的市场失效情况下发生扭曲。

竞争失效。从资源的配置状况来看,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在充分竞争中实现的。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垄断不能造成贫富的分化,因为垄断往往是政府的行为或政府操纵的公司与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政府的管理之下。问题的症结是政府的权力部门滥用了权力,部分政府官员通过计划批拔,价格审批等让不公平的“条子”交易走进了非理性的市场,使得非垄断的市场主体处于不完全的竞争态势,那些获得了“条子”的市场主体可在紧缺状态下获得佣金或以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价格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腰包鼓胀起来。少数人在市场竞争失效的状况下获得多于其它市场主体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果实。

市场价格失效。众所周知,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会产生市场外部的经济效应,这是指某些经济行为对其主体以外的其他人或企业发生影响,而又不需要为这种影响付出代价或给予合法的情况。在有益的外部经济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可得到由此而产生的收益,一方面通过非法无偿使用其它市场主体的专利、商标等高含金量的无形资产,以较低的的进入成本获得利润,尤其是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主体不用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必然过量地扩大生产,从中获得暴利;另一方面,那些正常生产的市场主体花去了大量资金后在那些非法行为的影响下,市场必然受到冲击,其销售量必然降低,在较低的供给水平上停止生产的继续扩大。这样以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合理,充分和有效利用。

市场公共资源配置的失效。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一旦提供一方面就不能排除社会上任何人对其免费使用而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对其使用人数的增加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使用者增加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零,从而在资源使用上不会与其它产品的生产形成竞争性关系。关键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公共设施的投资不完全是市场的自发调剂行为,具有政府的主观武断性。

市场总量调节作用失效。在市场活动中,由于受历史、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有可能造成消费不足或消费过度,并引起市场的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从而形成供求失衡与经济波动。另一方面,市场活动中生产者的决策是以其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而市场信息分布密度和传递速度对各个生产者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生产者获得市场信息的质量和速度是有差异的,特别是有些市场信息本身就是失真的信息,这就有可能导致生产者做出错误的决策。

市场功能失效。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在原则上是平等和等价的,市场的功能是对实现公平分配和充分就业进行调节的。但由于人们的资源秉赋不同,如地域产生的交通差别,资源分布的获得差别等收入水平就会有不同。那些具有较高技能或较多资产的人得到高收入,其他的人则收入较低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生活,这种差别不断扩大,就会形成两极分化。竞争性的市场难以导致具有社会公平性质的收入分配,同样,单纯的市场调节也解决不了失业的问题,而失业表明市场不能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表明存在着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所以,市场机制的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和充分就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是市场失效的以一种情况。

三、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失效是贫富分化的主观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认为:“即使市场配置确实产生帕累托最优效果,以及即使所产生的收入分配被认为是公平的,但如果它支持一种非民主的权力结构,或者如果它奖赏、因而促进了贪婪、机会主义、政治被动性和对其他方面的冷淡,那么市场也仍会失败。”

  市场失效的存在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依据。政府在发挥“效率、平等和稳定”的整个作用中不仅对市场的干预或调节如果未能补救市场失效,反而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致使资源配置状况变坏,导致政府行为的干预被动、干预盲目、干预冲动和干预过分,从而产生政府的行为失效。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政策失效。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时滞,政策制定后需要一定时间的传导动作才能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行为,从市场主体行为的变化到整个社会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期间产生的时滞导致政策极易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挥不适当的作用,因而甚至有人认为时滞的存在导致政策的不可信赖性。对于哪些信息灵通者就会借此大发一笔,如价格的调整,投资方向的确定,甚至一些行内经济情报等都会让少数人获益。市场主体会对政策出台进行理性预期,对可能危及本身利益的政策采取防范措施,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维护自身的利益,使政策实施的效果具有极大地不确定性,必然会出现政策失效。尤其是市场主体从安插在政府部门的经济情报人员那里提前得到即将出台的政策的主要信息,更会加剧政府政策的失效,使自然资源的分配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发生扭曲。

政府职能与行为的失效。政府任意扩大自己的职能范围,恣意运用政府权力,损害市场正常运行的机理,非但没有弥补市场失效的缺陷,反而致使市场运行混乱,加剧了资源配置的失衡,失效。致使在履行职能时有悖于弥补市场失效的初衷,难以改善社会资源配置的状况,甚至使其恶化。一方面政府职能充当了一些不法经营主体的保护伞,助长了不法行为的滋生与蔓延;另一方面使一些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且难以得到公正的补偿。加之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是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实施的,不受竞争的约束,缺乏由于竞争而形成的高效率,难以在部门间形成激励,同时,由于政府公务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垄断性,一般都是按部就班,没有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常常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丧失时机,也使得国民收入的分配失去了公正、公平和有效的时机。

政府作用失效。这是指政府试图修正市场失效的努力,其作用结果远离干预目标,因而没有使资源配置状况变好,甚至反而导致变坏。用来解决衰退和失业的扩张性政策会刺激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而对付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政策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导致失业加剧,生产率降低,从而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成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如果实施干预的成本支出大于干预行为带来的社会收益,造成资源浪费,这种干预作用在实际上是失效的并且这一成本的支出发生了变化,并且必然使国家财政收支出现赤字,这一赤字向下传递或转嫁的过程必然要使国民收入再分配发生扭曲。

与寻租行为有关的政府行为失效。寻租者寻求通过政府力量来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维护或攫取高额收入,往往不再通过降低成本、扩大生产的方法来增加利润,而是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用于争取政府的庇护、优惠及给予某种特权,如获取政府的关税保护、进出口配额、生产或贸易许可证、某些经营特许权等,比较突出的是一些由头面人物操纵成立并设法打入某些集团企业的内部采购网络等。甚至有的市场主体与政府权力部门相结合,形成经济“干亲”,共同组建观光团,由民间承办会议,并从采购网络中获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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