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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可否作遗产处置  

2006-01-31 00:35:47|  分类: 身边热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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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款可否作遗产处置

                                 作者:黄龙 

    有这样一宗“爱心官司”,因受赠人死亡,其受赠捐款余额的归属,惹出了善款代管人与受赠人家属的纠纷,而两审法院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这一由爱心捐助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向人们昭示:扶贫济困、解人急难,向他人伸援手献爱心,不仅仅是一种受社会赞誉的美德义举;更应该是能依法得到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

                        爱心捐助惹起公堂讼争 
     年仅30岁的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患上了慢性粒性白血病,该局向全国税务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在感人的求助信发出之后,捐款的汇款单像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共收到三十多个省、市193笔捐款共计二十二万余元。地税局“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向每一个捐款者回了信,以示收到捐款并表示感谢。

    在余辉治疗期间,他的妻子根据治病的需要帮他从局里领款支付,捐款由资金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余辉离开人世时,账户上还有14万元。余辉的父亲余某认为这笔捐款余额属于余辉的遗产,提出要继承,地税局则持异议并予婉拒。交涉未果后,余父与余辉之妻施某商议要把地税局告上法庭,让法律来决定这笔捐款的去向。施某没有同意,她认为这笔捐款是别人的爱心,是用来给余辉治病的,现在余辉不在了,自己没理由要这笔钱。由于施某放弃“继承”与诉讼,余辉之父向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捐款余额归他所有。

    2000年10月8日,横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这宗全国首例“爱心官司”。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地税局辩称:“募捐的款项将用于骨髓移植,这个条件是特定的。既然余辉没做骨髓移植且已死亡,捐款余额就不该挪作它用;况且捐款人也明确指定是为余辉治病,原告要求将捐款余额据为己有,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这笔款应按比例退还给捐赠者,或者捐给当地的公益事业。”法庭审理认定:横县地方税务局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发起人是横县地方税务局,所募集的款项是汇到税务局指定的账号,由被告保管支配并监督专款专用,不是直接赠与余辉本人,因此,余辉并未取得这笔捐款的所有权。同时,捐款用途是给余辉治病,余父要把剩余款作为遗产继承,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余父不服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向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宁地区中院审理认为:地税局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全国部分税务系统及个人赠与人将款捐赠给余辉治病,余辉作为特定的受赠人,对该款拥有所有权,地税局“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仅是对该捐赠款行使财产代管权。余辉病亡后,其所受捐赠款的余额是其个人遗产。鉴于余辉之妻放弃遗产继承,因此余父是惟一继承人,对余辉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南宁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是,撤销一审判决;由地税局支付余辉生前所受捐款的余额14万元给上诉人余某。2002年9月下旬,横县地税局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捐款余额能否当作遗产 
    两审判决两种“版本”,这宗全国首例“爱心官司”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由于该案判决没有解决好其中的情法冲突问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家对本案的终审判决也持有异议。

    终审判决后,横县地税局收到很多各地捐款者的电话和传真,一些捐款者说:“终审判决没有考虑到这次募捐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捐款者。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捐出去的钱被派做什么用途,假如违背我们当初的意愿,我们有权依法在一年内讨回我们的捐赠款。”

    余辉之父在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从情理上讲,我也许不该要这笔钱。但是,既然法律规定这笔钱属于我,我为什么不可以要呢?”有人提出:“捐出去的钱,如泼出去的水。既然给了余辉那就是余辉的了,余辉死了父亲继承理所应当,至于别人怎么用是他的事。”当地一位法官说,目前,法律对这种款项的权属问题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相同判例参考。一律师则认为,横县地税局不是基金会,也不是慈善机构,只是一个发起人,受益人是余辉;地税局将别人捐赠的钱转给余辉,它所负的责任就完成了,这钱应视为余辉的个人财产。也有人认为,地税局是募集人,余辉是受赠人,余辉对捐款享受所有权,地税局对捐款进行代管和监督使用,但不能成为捐款的所有人。余辉对捐款享有所有权,并不说明捐款余额必然成为余辉的个人财产而发生继承。在余辉死亡后,为余辉治病募集的捐款余额的处理不应违背发起募捐时的宗旨,不应违背捐款人为余辉治病而捐款的目的。

    应该说,捐款余额能否作为余辉的遗产看待和处理,是人们关注讨论的焦点之一。 
    笔者认为,种种事实与迹象表明:无论是一、二审法院的判决还是赖以支持双方当事人主张的理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认识上的偏差或缺陷。在一些报道和评论中,甚至有不少人把本案中的捐赠错误地与公益捐赠混为一谈。依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捐款余额作为余辉遗产处理的前提,是这笔财产属于余辉所有。而认定捐款余额的归属,又取决于理顺本案涉及的复杂法律关系和正确认识赠与行为成立的法律条件。

    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当事人争议的捐款余额不能作为余辉的遗产看待和处理,当然也不能由其父亲继承,法院应依法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而地税局作为募捐人、捐款代管人和委托赠与人,在法律上有义务将捐款余额按比例返还捐赠者。

                        社会募捐引发法律思考 
    近年来,涉及社会募捐问题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从发展趋势上看,各种社会募捐活动会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争议的几率无疑也会相应增大。怎样从法律上识别与对待不同的社会募捐行为,如何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怎样规范社会募捐活动,围绕社会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学习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有委托代理捐赠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在募捐对象上,向不特定主体募捐,但也向特定主体募捐。

    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积极作用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募捐行为的滥用与失范问题也接踵而至。过去,一般募捐行为绝大多数是由捐赠者与受赠人直接进行,捐赠者的范围、赠款的数额非常有限,当事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纠纷。随着主体构成复杂情况的出现、募捐行为的增多及其形式的多样化,相关问题与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首先,捐赠方式已形成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并存格局,法律关系复杂化问题突出。在间接方式中,既有委托代理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方式。捐赠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为捐赠者是否与受赠人发生直接法律关系创造了法律条件与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复杂纠纷的生成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并对纠纷的处理造成了困难。

    其次,募捐监督缺失。募捐行为缺乏透明度会使捐款者与特定救助对象无法获得必要的知情权,社会也无法对捐款的使用和去向进行有效监督。现实中,已出现了不少募捐人挪用、侵占、克扣捐款的纠纷。募捐人把募捐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会导致捐赠行为丧失现实意义或价值。

  再次,存在违法募捐现象。有的单位或募捐人无视自愿的法律规定,随意发起各种募捐活动,使募捐变成强行摊派,损害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募捐行为丧失了合法的性质。

   还有,出现募捐异化。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的泛化和失范,能导致捐赠行为的异化。如捐款数额的巨大,会使捐赠行为与捐赠者扶贫济弱的动机目的相悖。针对一些受捐助对象因获得巨额捐款而一夜暴富的现实,已有人向道德和法律提出这样的质问:是否允许通过接受捐赠造就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上述问题,应当引起社会深切关注和重视。
                        非公益募捐亟待立法规范 
    捐款余额归属争议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长期为人们忽视的问题,即如何依法规范各种社会募捐。通过国家立法规范社会募捐行为,为的是让捐赠者爱心能落到实处,避免募捐行为与捐赠者的愿望相悖或出现捐赠者不愿看到的状况与问题。

    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募捐人为救助特定对象自动发起或应邀参与非公益募捐的活动,其行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法律一般不加限制或禁止。但是,由于一些募捐人同时充当募捐人和捐款代管人的双重角色,拥有很大的利益控制与支配权利,这一客观现实提出要对拥有募捐财产管理权的募捐人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非公益募捐行为的立法,而借助民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方面的规定规范非公益捐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局限与缺失表现在:无法据此对募捐人的募捐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有效的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捐赠人与受赠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简化非公益募捐引起的法律关系和公平合理利用公共资源上,也存在很大的不足。现实中,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无序与失范问题不仅已显现,而且有趋于严重之势,这使保障捐赠人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如何规范各种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让捐赠者在理性和知情的情况下奉献爱心,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强化对非公益募捐活动及行为的规范。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权利制约的方式约束募捐人,保证捐赠者捐赠目的的实现和规范各种非公益募捐行为:其一,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募捐行为应作为一种无偿行为看待,不允许进行有偿性募捐活动;其二,对募捐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切捐赠款项都必须登记在册;其三,募捐人应当将捐款的使用和结余情况通过一定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公开,并设置专供捐赠者进行查询的便利渠道;其四,人民法院应依法正确审理涉及募捐问题的民事纠纷,依法制裁各种募捐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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